岁月拾忆(5)语文的工具性

卧龙一丁2018-12-03 15:05:44

岁月拾忆(5)语文的工具性

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和多维性,使语文教学一直摇摆不定。但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旧时普通百姓对送孩子上学的一种朴素目的:“先生,让唔里小囡识两个字,有处写个信什么的。”至于读书应试,进学入闱,中举入仕,那只是少数人的进身之阶。而读书成为文学家、艺术家,并不是读书人的初衷。

如今,《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叶圣陶也论述道: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而我,从基本目标层面理解,更赞成叶老的论述。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只有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它的实践意义才能发挥出来,人文性也从中体现到位。

记得小时候,我经常会接受代写书信的“任务”,还有写申请、拟证明,总之家里一直要我书写实用文。那种半文半白的实用文简明扼要,问题要讲清楚,但字句要简练,用语要规整得体。那时已经不学《尺牍》之类,我对“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的格式也是在练习中逐步懂得的(这种写法不久也废止了)。做了农村教师,代人写信是必备的本领,我代书时,总是请托书者,把要表达的意思全部说清楚。我略加梳理,一挥而就,再把信中内容复述给所托者听。一般我用口头语言讲述,对方感到全部是想说的话。特别有些当兵人的家属,既思念牵挂,又不好意思表达,我含蓄、委婉的语言每次都让大姑娘、小媳妇十分满意。

因为家教的缘故,我语言中没有农村流行的粗话,连国骂也说不出口,但是几十年与不同年龄的农民交流,文化不一,经历各异,但都能顺畅交谈,获得文化认同。既不使对方有距离感,又不故意迁就满口污言秽语。有这样体会的人一定很多。这也是语文工具性运用的表现。

至于从事教育工作以后,订计划、写总结,制定个人《红专规划》,教学进度、复习方案,各种文字工作不断。许多同事不善此类文稿撰写,往往要我先写,让他们参考——一样学习语文,为什么有人感到无所适从,无从落笔。其实也是工具掌握不到位的缘故。

我从小写不来长文章,规定字数的考试作文得不了高分;但是,我能够从1958年乡政府对教师的时政测试中,辅导组要求教师写的《红专规划》中,每学期交流的“双基目标计划”中,辅导组演出组歌的串联词中,农村宣传队要求即时表演的赛歌词中,一步步把语文这个工具用好。而这些技能,语文课堂上是没有教学的。


出于语文的工具性要求,我在语文教学中有许多另类做法。

一是强调本真教学。

语文作为工具,“字、词、句、篇”是基本材料;“听、说、读、写”分别从接收与表达两方面指明了工具的用途;“语法”是工具运用的方法,“逻辑”是工具运用的规则,“修辞”是工具运用的技巧。就我的理解语文“双基”的重点是掌握基本材料,学会接收与表达,这是第一层次的要求,方法、规则是第二层次的要求,技巧则是第三层次的要求。虽然在举行过程中相互渗透交融,但不能本末倒置。例如教一个“手”字,你可以巧妙地运用象形字造字过程从字形演变加深孩子对它的字音、形、义的掌握,但过度把它在形象思维上提升,用那些不伦不类的比喻凑热闹是无助于教学的。

再如句式的掌握,篇章结构的积累,都有其循序渐进的安排。需要学生掌握的一定要落实,而且要是每一个学生都掌握。热闹的课堂不等于高效的课堂。例如反诘句(反问句),小学生从认识到运用会有四到五次再现,先读得懂,再找出句式规律,然后学习运用,再到为增强语气自如运用,并学会辨析错误的用法。教师能细致地把语文要素分解到这样细致,并不放过每一环的训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也是这样。

二是重视语言训练。

《新华字典》最新版收录了11200多个汉字,习惯上说中国常用汉字有3500个,《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识字的总目标要求是学会汉语拼音.能说普通话.认识3000个左右常用汉字.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度。也就是说掌握3500个汉字,适当地排列组合,就能演绎出无数美文。这个排列组合从襁褓中的婴儿就开始训练,排除先天差异。环境决定了孩子的未来。既然进了学校,学校教育当仁不让。让学生得到充分的语言训练是学校的最大责任。我们说素质教育,这是最基本的素质;我们说能力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能力;我们说面向全体,这是最需要面向全体的基础工程。

语言训练首先要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在课堂上就是善于听讲(当然这是以教师自身合格为前提的)。听懂有若干层次的要求,以下情况就不算听懂了:(1)只听懂了浅层次的知识,所掌握的东西达不到应用的深度;(2)浅尝辄止,不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3)听懂了知识点,但是没融入知识体系;(4)缺乏思维的逻辑基础,对因果关系并不清楚。

另一方面要积极表达。言语表达包括外部言语(口头言语、书面言语)和内部言语。内部言语是一种自问自答或不出声的言语活动。内部言语不是用来进行交际,而是为了支持思维活动进行的、不出声的言语。思考问题就靠这种内部言语的支持。但内部言语是在外部言语的基础上产生的。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没有外部言语就不会有内部言语;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内部言语的参与,人们就不能很好地进行外部言语的活动。

在语文课堂上,学生真正得到外部语言锻炼的机会是很少的,特别在那些看上去热闹,其实瞎起哄的互动中,语文要素没有落实,思维过程没有展开,那种“表达”是学生按教师的“剧本”配戏。就我语文教学的实践反思,学习过程教师的主导型在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不一定提问才是启发,“引而不发,跃如也”。如果能是语文活动(不一定是课堂)一直有这样的气氛,学生都在积极思考,有表达的欲望,教学质量何愁不上去。

这里,教师的注意力应该特别放在那些似乎游离于你的教学活动之外的孩子,了解他们的心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三是少搞分析讲解。

在语文学科,我认为形式主义、低效率,发端于50年代初,一律要求学习由苏联专家点评的,《人民教育》发表文章肯定的“红领巾”教学法——即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讲读式课堂教学,突出课文的思想内容,分析文章中主人翁的思想特征。课堂上是热热闹闹,基础知识可以抛在一旁。在这样的教学方法下,语文课与政治课、班队活动,异曲同工,甚至同曲同工。

从旧社会过来的教师,以及这些教师培养出来的教师,都不适应《红领巾》教学法。过去语文大多采用“串讲法”,这种逐字逐句串讲,并在讲解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的教法,对于文言诗文,对于落实字、词、句、篇教学,有一定作用,旧时私塾的开讲大多是这种形式。教学白话文后,串讲重点从字词转向句段和谋篇布局。在否定旧教育的同时,就把“串讲法”作为封建主义教学形式加以全盘否定。我小时候接触的教师大多是老方法教学,所以学得还比较扎实。

但是往后对语文课堂教学的评价一直延续着这种谈话法、讲读法,曾经有的听课“专家”,要统计提问数量,回答问题人次,借此衡量教学的“有效性”。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不断进化,原先那种极左的评估手段有所变革。可是越是研讨、展示、“实践”的课,越是在演戏,距离语文教学的本真要求越远,热热闹闹演戏,骗人骗己骗学生。

四是用好工具书。

语文是工具学科,学习语文还有工具书。我第一本字典是三年级时获得的奖品,以后一直习惯积累工具书。查字典的方法,从部首、笔划查,到按音序查,以及用四角号码(在五笔字输入法发明前,四角号码输入是国家规定的图书编码标准)查都掌握无误。至今有《新华字典》、《辞海》、《康熙字典》、《新华小字典》、《现代汉语字典》、《新华构词辞典》、《同义词词林》、《实用双向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全功能词典》、《简明英汉词典》、《新编小汉英词典》、《汉语成语词典》等一系列工具书,那些年经常随手翻阅,现在有百度、搜狗,更方便了。特别有一本吕叔湘编的1980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八百词》,详尽地介绍常用的八百个现代汉语虚词,我翻得烂熟,后来再买了一本。

记得1984年,我把语文教学改革的触角伸向考试,在市教研室的支持下(决定用我出的考卷,在全市开展五年级语文教学质量调研)。当然,改革也只是小修小补。一是查字典方法测试进试卷;二是标准化试题占较大比例;三是需要回答、填写的主观题,一律找不到现成的标准答案,即使按课文内容的填空,也不是原文,而是一种变式;四是选了一段短文,用以阅读分析。可以说,这份试卷彻底排除了死记硬背,全面检测了语文的阅读、理解、运用能力。现在运用工具书进试卷不是新事物了,在当时却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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