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傩之祭(4):考“句芒”

民俗张家界2019-04-11 14:01:04

考“句芒”

在汉之前,关于句芒的记载主要有如下一些:

《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

《尚书大传·鸿范》:“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扶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

《墨子·明鬼下》:“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郑穆公……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1]

《淮南子·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

《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丘树木之野,大皞 、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吕氏春秋·孟春》:“其帝大皞 ,其神句芒。”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则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

《玉函山房辑佚书》辑《随巢子》:“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命于元宫。有大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安,司命易而民不夭,四方归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为王。”袁珂先生认为,此“人面鸟神”之神,当即句芒。

《世本·作篇》:“句芒作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句芒神作出如下的概括:

句芒,又名“重”。是东方之神。木神。治春之神。辅佐木帝太皞管理着东夷那一片一万二千里的土地。他人面、方相、鸟身、素服。曾帮助夏禹征服四方,使民不饥、国家实、民不夭。

句芒神崇拜起于何时,我们还不得而知。《山海经》专家喻中权将句芒的踪迹追寻到了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

著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有一字(图5)在两个遗址三件器物上重出,表示它已经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了,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已有学者指出,此符号为一载日之火鸟落于扶桑之上。扶桑者,扶木也,而据《尚书大传》,至日出扶木之野者,正是“句芒”神。则句芒者本为鸟形象。[2]  

(图5)

(图6、图7)             

喻权中进一步认为:在大汶口遗址中出土的另一件器物上出现的、用朱彩绘制的图像(图6)便是句芒的名“重”[3]⑻的图像文字。它与金文(图7)相差无几。金文“重”从人、从东,犹言“东方之人”,也就是“东方之神”。可见,句芒神在远古时期,曾具有相当显赫的地位。

由于周武灭商,玄鸟崇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由于王朝的更替、版图的分合,句芒神的地位也逐渐下降,然而,并没有完全消失隐没,直至当代,在偏远的乡野中,句芒神的身影依然还在祭祀活动中存在。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线索去寻踪:

周《礼记·月令》:“孟春三月……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仲春之月,……玄鸟至。至元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弓韣”,即为弓套。在周代,句芒神仍辅佐木帝治理着阳春三月;周天子的迎春祭礼,紧紧地围绕着农业丰产祭祀进行;在祭礼中,嫔妃以弓箭插入弓套之中并授于句芒之前,这是一种具有浓烈的性巫术意味的祭式:炎黄时代的丰产祭仪“葛天氏之乐”的《总禽兽之极》──性狂欢,到周代帝王前已雅化为“授弓矢”,其目的同样在于祈求丰收;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与玄鸟有关的春之神,在周代已出现了分化的迹象,有了句芒与高禖之分;句芒分管着农业丰产,而高禖开始负责人类自身的 丰产;至汉代,高禖神逐渐女性化,成为了一位女神。

《后汉书·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青帻,立春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后汉书·祭祀志》云:“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到汉代,天子朝不再是“躬耕帝藉”,而只是“施土牛耕人”,以虚代实;另一方面,《青阳》《云翘》入祭祀,祭祀仪礼的歌舞化更为规整、更为浓郁了。

在唐代,又有一次恢复周礼的过程。《新唐书·礼乐志》云:“藉田祭先农,唐初为帝社,亦曰藉田坛。贞观三年,太宗将亲耕,给事中孔颖达议曰:‘《礼》,天子藉田南郊,诸侯东郊。晋武帝犹东南,今帝社乃东坛,未合于古。’太宗曰:‘《书》称:平秩东作,而青辂、黛耜,顺春气也。吾方位少阳,田宜于东郊。’乃耕于东郊。”在隋唐之际,祭祀的传统或有间断,因此才出现了唐初君臣之间的争议;至唐玄宗时,传统的变迁还时有发生。如《新唐书·礼乐志》云:“开元十九年,帝停稷,而祀神农氏于坛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帝)亲祀神农于东郊,配以句芒,遂躬耕尽垅止。”句芒神又一次出现在天子的祭坛上。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吴自牧《梦粱录·祠祭》云:“藉田先农坛,在玉津园南,祀神农氏,配以后稷氏,以岁时祀之。高禖堂,在郊坛东。坛祭,设青帝位于坛上,南向;配伏羲帝、高辛帝于西,向北;又设从祀简狄、姜嫄位于坛下卯陛南西,向北。每岁春分日,遣官致祭毕,收彻二从祀、馔弓韣、弓矢入禁中,后妃以次行礼。”简狄为商人之祖,吞玄鸟卵而生殷契;姜嫄为周人之祖,践巨人迹而感生后稷,在宋代她们只是高禖神的“从祀”对象,可见在宋人眼中,简、姜均不是高禖神。从上述内容还可看出,宋王朝天子,不再亲往东郊,而后妃们也只在宫中对弓套弓箭行礼了。句芒已化为高禖,作为青帝而处于伏羲之上。

至明代,句芒神在皇家又有一次失而复得的遭遇,《明史(卷四九)·高禖》云:“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时扬请祠高禖,以祈圣嗣,礼官复以闻。帝曰:‘高禖虽古礼,今难实行。’遂寝其议。已而定祀高禖礼。设木台于皇城东,永安门北,震方。台上,皇天上帝南向,骍犊,苍壁,献皇帝配,西向,牛羊豕各一。高高在坛下,西向,牲数如之礼三献。皇帝位坛下,北向。后妃位南数十丈外,北向,用帷.坛下陈弓矢、弓韣如后妃嫔之数。祭毕,女官导后妃嫔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嫔,后妃嫔受而纳于弓韣。”嘉靖皇帝在恢复周礼之时虽有所犹豫,但毕竟社稷事大,天意不可违,终究还是带领后妃嫔们在句芒神面前施以了象征交媾增殖的纳韣仪礼。

民间另有一番景象。嘉靖《建阳县志》云:是邑,“正官率僚属迎春春日清晨,鞭春碎土牛,民争拾之,以为得春。”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述更详:立春之前数日,在官府的带领下,扎句芒神亭,“取土水木于岁德之方”塑成春牛,于立春前一日前往府城东郊,祭天地、春牛、句芒;然后以一人扮“春官”为导,后随装扮成渔、樵、耕、读各色人,绕城一周,将句芒、春牛抬入官府衙署。民间的祭祀,突出了其中的游傩,使之更增添了节庆色彩。

清王朝虽是满人统治,但对汉人的传统也十分尊重,这从京城顺天府的祭仪中也可以看到:“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迎春于东直门外,将芒神、土牛陈于彩棚。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案于午门外正中,奉恭进皇普、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配以春山。”

在广大城乡,句芒神一方面是祭祀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渐渐成为了祭祀仪典中的主角。光绪《兴宁县志》所记迎春祭祀中,人们“以句芒神鞋占寒燠晴雨,以其鞭占桑麻。”“鞭”,在这里也有性的象征意味。

至近代,在民间年画中,句芒神成为了一位放牛的幼童,其名字也有了新的变化——芒童。而在民间的祭祀表演中,句芒依然是一位执鞭策牛的种田汉。《长沙县志》载:“岁前立春,芒神执策当牛肩;元旦后立春,当牛腹;上元后立春,当牛膝,示农事早晚。”根据立春的不同时节鞭打春牛的不同部位,是作为“赶牛人”句芒的职责。句芒,已与凡人无所区别。

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时代的更替,迎春祭祀活动不再为官府所操办。在乡间,农民们为祈求丰收,迎春祭祀活动累有发生,而句芒神却被祭祀者们淡忘了。比如,湘西土家人的“跳马”祭仪中,装扮成牛的人反披皮褂,“赶牛人”倒披蓑衣。人们只知道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装扮,但已经不清楚,这个“赶牛人”是谁?为什么蓑衣非要倒背不可?其实,此“赶牛人”就是句芒,句芒“鸟身人面”,反披皮褂者为“牛”,倒背蓑衣者便是“鸟”了。

另一则材料也表明了传统的失落: 

广西融水县苗族的芒蒿舞,芒蒿由脸上戴着用木板雕成怪样的假面具,身上用稻草灰涂得乌黑的舞者扮演。在神话传说中,芒蒿是保护神和生育神。跳芒蒿舞的目的,一方面是祈求消灾免难,举寨平安;另一方面是祈求多子多孙、民族繁衍,故有芒蒿追逐妇女作性交的象征动作。[4]

这里的“芒蒿”,应为句芒。这是由于它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两字音序发生了倒错,使“句(gou)芒”变成了“芒蒿”。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苗族并无“芒蒿”神;而融水苗族所祭祀的神,具有句芒神所有最主要的特征:玄色、消灾除难、人类增殖、农业丰产的神性。

通过考察自古以来对春神的祭祀仪礼,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归纳和小结:

第一,这是一条绵亘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长链。这条文化长链虽然历经政权的更替、民族的兴亡、经济的荣衰而有所迁移和变异,但仍然生生不息而主题未变。在对傩及傩文化的研究中,应多注意句芒这位大神;过分关注“方相氏”和“驱除疫鬼”,会使傩的研究进入一个狭窄的天地。

第二,对句芒神的祭祀活动与春天密切相关,与农业丰产的祭祀休戚与共,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民族的生存必需所决定。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人们对季节的概念只有春与秋两季。春与秋、生与死、阳与阴等等,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自然法则。因此,春天的祭祀是人类祭祀活动中最重要、最活跃、最为主体的活动。春祭秋报,秋天的祭礼是春天祭礼的再制;夏天的祭礼与冬天的祭礼同样也是春天祭礼的延伸。人类一切祭祀仪礼的原型,都来自春天的祭祀仪式。

第三,句芒神既是一位丰产之神,又是一位生殖之神。这从我们已经引述过的不少祭祀内容中可以看到,也能从句芒神的原型——“鸟”中可以看到。“鸟”,具有内涵十分丰富的性的象征意味,这一点,许多学者已从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多方面作过说明。

第四,上述对句芒神的祭祀活动,也是傩学界公认的一些关于傩文化的活动。由于前面已经指出句芒神就是一位最早的傩神,那么,傩的本义,首先应该是一种关于农业丰产以及人类自身增殖的祭祀活动。它包括春祭秋报式的丰产祭祀仪礼,也包括为人类自己的平安所进行的祭祀鬼神活动。

第五,而在农业生产祭祀之前,人类的狩猎巫仪也同样存在,人类驱除邪鬼、排解危难、获得丰厚食物的仪式业已存在。

那么我们回到“傩”字的本义:“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傩”,在汉字中又写作“难”。它是“苦难”、“灾难”的“难”(nàn),又是 “难产”、“难事”的“难”(nán)。傩,就是远古人类为了消除灾难、危难,祈求平安、丰收丰产而“发明”的一种巫术祭祀仪式。它包括的人类的狩猎巫仪和农业以及人类自身丰产的巫仪。

这些巫术仪式,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陆续谈及。



[1]这段文字我们的标点不同。《墨子·明鬼下》中的一段,一般的标点是:“……鸟身素面,三绝面,状方正。”其中“三绝面”不好理解,“状方正”语意不明。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是:“……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在这里,“面状方正”,也就是《山海经·海外东经》所说的“方面素服”的“方面”。同样,周以及周代之后傩祭中常常出现的“方相氏”,也许它的原型就是玄鸟,也就是燕子了。“素服三绝”,就是“素服三截”之意。

“衣服按上、下身分别穿戴是比较晚的,而背心、袖子和套裤出现较早。东北不少少数民族都流行套裤、套袖。当人们将套袖和背心、套裤和遮羞布缝合起来,就出现了上衣和下衣。”(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45页 文物出版社1983)背心、套袖、套裤,正是三截。这,在民俗活动中也能找到证据——被称为原始文化“活化石”的湘西土家族“毛古斯”,其服饰也呈现出这种结构:“结草为服是‘毛古斯’最醒目的外部特征。每个演员身上需扎五块茅草或稻草编织的‘毛衣’。……那五块茅草,一块围腰,遮住下部;一块围胸,带遮背肩;两块扎于两臂;另一块则扎成头套,将整个脸遮住。”(张子伟编《湘西傩文化之谜》第195页 湖南师大出版社1991)除去头套,腰一块、胸一块、臂两块,也是三截。

历史悠久的蓑衣,也是三截。《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就说明这种服饰较为原始。蓑衣为肩一块、胸一块、腰一块,湖南农民亦称“三截蓑衣”。蓑衣,曾频繁地出现于迎春祭祀的活动的主要节目《鞭春牛》之中:“春牛耕田,装牛的(一人或两人)皮褂子反披着,用枇杷叶作牛耳,用稻草扎两只牛角,在前面爬行,摇头摆尾装成拉犁状,另一农户戴着斗篷蓑衣,掌着木犁(去掉铧口),手拿竹鞭驱牛耕田,喝骂之声不绝于耳。”(《湘西傩文化之谜》第15页),在这一节目中,农户总是倒背蓑衣。这位农户,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神句芒。因为在这一节目中,句芒同样也是“鸟身人面”,这里,反披皮褂者为“牛”,那么,倒背蓑衣者就是“鸟”了。

[2]喻中权《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第523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3]句芒名“重”,“重”在一些古老方言(如益阳方言)中读nēng,近“能”音。“能”,日本学者认为即“傩”。“重”之古音是否近“傩”,待考。

[4]《民族艺术》(广西)1990年第1期第95页

来源:蛮野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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