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军 | 萨义德的态度与指涉结构溯源与辨析

萨义德世俗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关切就是描述并呈现帝国文化制成品的复杂性，分析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让文学批评回归世俗本身。 “态度与指涉结构” （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是我们理解萨义德世俗批评的重要通道之一。

在第一本专著《康拉德和自传体小说》中，萨义德就开始关注康拉德的五味杂陈的“存在态度”（attitude of being）[1]。在第二本专著《开端：意图与方法》中，萨义德认定现代书写者一个共有的必要性特质之一，就是他们“在一开始就把他们的作品看成是制造指涉（making reference），首先指涉其它文本，继而也指涉现实和读者。这种指涉借助的是相邻关系（adjacency），而非先后继承或世代更替的关联”。[2]《东方学》、《世界·文本·批评家》，以及《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对文本中潜藏的态度以及相关性指涉的具体分析与研究。萨义德的研究在时间上涵盖整个18至20世纪；在空间上囊括了欧美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在资料选择上则囊括了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正是在充分关注的基础上，萨义德发现了这个为现代书写者所拥有的文化结构。它内嵌在“社会整体生活方式”之中，为一个世代的人所共有，并在整个世代的文化产品中留下记录。这个巨大的结构既在一代人之间互相影响，也在代际之间传承。它还借助帝国花样繁多、无处不在，并且越来越电子化、信息化的机构，在全球间传播，将暗含于其中的对世界的某种认识固化、科学化。这就构成了隐匿在社会整体生活——既包括日常生活，。

这种“态度与指涉结构”既是萨义德分析现代欧洲，尤其是殖民时代英法两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法门，也是我们理解萨义德世俗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

《文化与帝国主义》是萨义德的代表作，思考了“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这一问题。

一、态度与指涉结构的基本涵义

萨义德虽然对文本中的态度与指涉问题研究由来已久，但将之作为一个组合型术语和分析路径是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是萨义德对帝国文学特征的一个基本认知和判断。帝国书写主体与帝国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交互影响，写作主体与写出的文本之间也是辩证互动，抛开任何一方都无法真正深入理解另一方。这种辩证关系在文本中有意无意的呈现就构成了一个隐含的、巨大的文化结构——态度与指涉结构。这两个核心词是萨义德精心选择，用以呈现自己研究意图的。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中，“Attitude”的有两个释义：

1. the way that you think and feel about sb/sth; the way you behave towards sb/sth that shows how you think and feel

思考和感知某人或某种东西的方式；对待某人或某种东西的方式以呈现你的想法和感受。我们一般译为态度和看法。

2. confident, sometimes aggressive behaviour that shows you do not care about other people’s opinions and that you want to do things in an individual way.

自信，有时候指带有侵略性的行为，表明做事情不管别人的想法和只按照个人的方式行事。我们一般译为我行我素的做派。

从英文释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英文语境中的“attitude”并不完全是指客观地从事实上出发的公允中立的态度，而是一种主体性的、带有倾向性的、甚至是侵略性的态度。结合萨义德从《康拉德和自传体小说》开始一直到《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attitude”的使用，。

在同一版本的词典中，“Reference”的释义有很多，无法一一例举，但该词的第一释义却非常值得我们玩味：

mentioning sb/sth，a thing you say or write that mentions sb/sth else; the act of mentioning sb/sth

提到别的人或别的事，即你在说或写时提到他者，或是提及某人或某物的行为。字典中一般译为“提及”。该版词典中关于这一释义举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The book is full of references to growing up in India.（这本书中充满了关于在印度长大成人的指涉。）

从释义和例子中我们都能看出，这里“reference”主要是对他者或他物的一种提及。作为权威字典，以印度做例，显然不是纯粹出于偶然。

回到萨义德对欧美18世纪以来的经典文学研究，他发现刚果、印度、中东、远东作为地理空间，经常出现在经典作家的虚构型文学书写、纪实书写和思想性书写之中。萨义德对这类经常书写海外的作家以及与海外相关的文本投以巨大热情的深入关注和研究。他发现这些指涉海外领地的作品中，呈现出各种各样复杂的倾向与态度。由此可见，萨义德在这个术语的选择上有着他的选择和建构意图。

二、交织的历史：理想主义传统中的帝国意识

正文第一章，萨义德就开宗明义：“回溯过去是解释现在最常见的策略。”[3]将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建立关于文化阐释的连续性，促成集体的文化认同，已经成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常见策略。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和形式批评的先驱，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使用了“传统”这一概念，论述文化传统与诗人个性创作之间的密切关联。萨义德认为，艾略特的认识尽管是美学的、理想主义的，但这一认识却能为我们认识其他相关领域提供很好的启示。艾略特在对诗人创作的研究中，发现了传统中蕴含着的过去与现在的交织：

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还想成为诗人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几乎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知力，不仅感知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知到过去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不仅要在骨子里装着自己那一代人去书写，而且带着对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的感觉、对同时并存的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的感觉、以及由所有这些文学构成的一个并存的秩序的感觉去书写。这种历史意识——既是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的意识，也是一种现世性的意识，同时还是一种恒久感与现世感并存的意识——制造了作者的传统性。与此同时，它也使一个作家极其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和自己的当代性。

没有诗人，也没有哪门艺术的艺术家，能独自具有自身完整的意义。[4]

萨义德几乎全部引用了艾略特的这段文字。艾略特不仅强调了文学传统对于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了这种传统是什么，以及这种传统所具有的特性。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历史意识，还要意识它在当下的存在。传统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它既包括作家对所处的这一代人的敏锐观察，还要求作家对自己国家的文学史，以及整个欧洲文学史具有敏锐感觉。这种历史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延续，还包括空间的广度。作家对整个文学传统的历史意识，不能只是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写了什么作品，还得敏锐地意识到由这些作品建构起来的秩序结构。在艾略特看来，这些在当下被感知的过去，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作家就是带着自己的当代特性，用自己书写杀进这个传统之中，给自己寻觅一个位置。对于诗人乃至所有门类的艺术家，只有在传统中与其他诗人、艺术家的比较与相连中，才能实现自身意义的整全性。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20世纪文论中的名篇。

萨义德不只是认可了艾略特关于如何理解作家创作的观点，即身处时间绵延中的作家，只有与时空中的其他作家交错并置，我们才能发掘他的完整意义；还进一步开掘了艾略特的关于过去与现在复杂的交错并存的关系，即 “我们如何构造或表述过去形塑了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与观点。”[5] 这样，传统就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的、客观公正的美学形式了，。萨义德发掘了艾略特忽略了的“个人和机构在判定什么是传统、什么不是传统，以及什么与此有关、什么与此无关时的冲突”。[6]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结构在判定什么能进入传统时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跟判定者所处的历史时代，也跟判定者的身份紧密相连。简言之，传统不仅包括一些东西，它还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了。传统是有选择性的传统，有着自己的倾向、目的、意图和后果。艾略特赋予传统某种超时空的永恒性。正是这在一点上，萨义德认为艾略特关于传统的界定是理想主义的。也许，对处在大英帝国极盛和美国正日益强盛时期的艾略特而言，将欧洲文学认定为最重要的传统，是自然而言的事情。但对于萨义德而言，那时欧美的强盛是由广大的殖民地支撑起来的，文学中也遍布关于海外殖民的指涉。艾略特的忽视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有了特殊意义。这代表了一代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它成了一个文化结构，一个客观存在，也构成了一种传统。它将排他倾向和文化等级结构，暗藏于纯粹的艺术判断。

正是这个维度上，萨义德认定，传统肯定存在，却是一个成问题的存在。正如艾略特认定诗人只有在彼此的交错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一样，萨义德认为过去与当下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有彼此相连才具有意义的整全性。历史时代也就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文化组织结构。因此，在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时，传统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描述时间的用语，而是一个诱导我们认同欧洲中心主义、认同帝国意识的术语。所以，萨义德没有选择从“传统”的角度，是选择了从“态度”的视角去切入文化与帝国社会之间的关联研究。这不是说要打破传统，而是开掘传统中包含的帝国意识及其与帝国相配的倾向。

与时间关系上基本认可相比，萨义德对艾略特传统观中的空间观念则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度。这种将文学传统简单地归到欧洲名下，并以此确立文学之间以及作家之间秩序的传统，是对更为广阔空间里存在的文化形式的无视。这种无视，在欧美——尤其是英法——统治世界的时代，是令人震惊的。帝国文学中本就充斥着大量的对帝国海外领地的描写、刻画和判断，但类似于艾略特这样的批评模式却忽视了文学中的他者们。、经济、军事上的忽视相伴而生，并且相互强化。艾略特仅关注到作家以及他的书写在他所认可的文学传统中的位置，却忽视了帝国文学中无处不在的对海外领地的指涉。这种无处不在、代际相承的指涉，不仅在殖民时代强化了帝国的海外领地意识，也在当下的后殖民时代投下巨大的阴影，构成了我们文化认识上的一个指涉结构。欧美文学批评对此长期忽视，使得这一结构持续存在，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判断。

因此，在萨义德看来，“艾略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体（synthesis），是理想主义的，而且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讲是他自己独特历史的一种功能。”[7]这个时间的综合体也即是艾略特的传统。这个理想主义的传统观在它自己的历史中也有自己的功能，也即以理想主义的色彩消解其中的帝国意识。这就需要我们用新的路径去看待这样的传统，开掘其中的帝国意识。

三、：

相较于艾略特的更为美学化的“传统”的概念，。在某些语境下，萨义德甚至直接引用威廉斯的这一术语，去呈现某些作家在其作品表现出来对海外领地某些具有宗主国色彩的情感性描述。

在论述加缪时，萨义德认为：“加缪的长短篇小说非常精确地提炼出了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传统、习语和话语战略。他赋予此以极其精致的接合表述（articulation），这种描述最终演化为巨大的‘情感结构’。”[8]简言之，文学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将帝国的海外活动转化为两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并在客观上用这样的情感性描述，将两个本无关联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接合在一起，掩饰了帝国的海外活动。萨义德将加缪涉及阿尔及利亚背景的小说与加缪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时政评论《阿尔及利亚纪事》放在一起对位阅读，发掘加缪小说中潜在的帝国意识。

1958年，加缪将1939年至1958年20年间的关于阿尔及利亚评论结集成《时政评论三集》出版，在“前言”中，加缪这样评述了自己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想法：

尽管我很早就已了解阿尔及利亚的现实状况，却依然不能同意采取一种弃之不管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把这个阿拉伯民族置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并将把在阿尔及利亚根植百年的法国人连根拔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能有利于那个新兴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正在逐渐威胁着法国的自由和整个西方的自由。[9]

这段论述有着十分丰富的指涉和内涵，并将这些指涉和内涵转化一种情感性描述。简要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我们对阿尔及利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对根植阿尔及利亚百年的法国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新兴国家——当然是指美国——是帝国主义，我们——主要是欧洲国家，最主要是英法——是自由国家，我们不能让它得逞；最后也是最奇妙的是如果我们不管他们，他们将会陷入巨大的苦难之中，而不是这个苦难是由我们带去的。

加缪将这些用极富同情的语调描述了出来，让阿尔及利亚这个原本与法国毫无关联的地方，。这种表述以一种饱含关注、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展开，试图让全体法国人，也包括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认可。萨义德认为，如果我们对照加缪的这一时事评论，再来看加缪的那些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的小说，无论是《鼠疫》，还是《局外人》，他对殖民者的困境所做的饱含同情的美化，或者至少说是无害化处理，就显得非常明显了。加缪的这种描述构成法国人情感结构的一部分，并强化了它。这个情感结构在全社会中构造着强大的共同体验，不管你属于那个种族、那个阶级、何种性别。

《漫长的革命》一书是雷蒙·威廉斯的代表作，“情感结构”这一概念影响深远。

因此，至少在构造共同的社会经验和认同这个层面上，萨义德的态度与指涉结构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是极其相似的。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认为这个结构内嵌于社会整体生活方式中：

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几乎无需表达的特殊的经验共同体，通过它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那些特征——一种外部分析可以描述它们——以某种方式传递着，并赋予它们一种独有的特色。

[……]

我想用情感结构这个术语来描述它：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它稳固而明确，然而它却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地方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感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普遍组织中所有因素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方面，一个时代的艺术——它以这些因素容纳了论辩中的特征性的方法和风格——才是最为重要的。[10]

雷蒙德·威廉斯不仅提出了情感结构与文化的共存关联，而且认为这种情感结构具有强大的容纳能力。它既能容纳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风格，体现在不同的文化元素之中，还能在社会成员和社会代际之间无声无息的传递，形成强大的经验共同体。它构成了主体的共同经验，并为机构、教育、信仰所强化。威廉斯认为，即使经历这种结构的主体消亡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文献性文化——从诗歌到建筑到时装——这些最接近它的载体中去理解这一鲜活的元素”[11]。具体到文学中，就是各种以语义形象出现的各种形式和惯例。它们不仅标志着情感结构的生成，也推动了情感结构的广泛传播，使它被广泛地、鲜活地经验着。[12]这种结构在艺术中被长久保留下来，既为那个时代人所共有，也构成传统影响后来人。

当萨义德借此观察帝国时，，它还是建构性的、空间化的文化结构。

帝国的事业依靠的是拥有帝国的观念，正如康拉德看上去如此强而有力地意识到的那样。为此而做的所有准备工作都是在文化中进行的，然后，反过来帝国主义又在文化中获得了一种连贯的逻辑、一套经验，以及诸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样的东西。[13]

这种为了帝国事业而架构起来的逻辑、经验和社会层级结构，就类似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它是帝国文化和帝国主体之间辨证共存的中介。依靠这一中介，帝国不仅维系了它的海外统治，也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感受到某种似乎本该如此的体验。如同加缪那段关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那段论述一样，帝国统治被描述的饱含情感又肩负重任。为了维护自己身处其中的帝国利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占有在加缪的笔下成了抵抗另一个即将取代它位置的新兴帝国的自由堡垒。同样，当美国成为冷战之后唯一的超级帝国时，萨义德发现它同样在建构一套类似的说辞：“我们是第一，我们注定要引领世界，我们代表着自由和秩序，如此种种。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对这种情感结构免疫。”[14]

萨义德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威廉斯的研究，认可了这种结构在代际间不留痕迹的传递。不同的是，对威廉斯而言，情感结构更多用来描述阶级共同体的文化意识，以及它在文化书写中如何以接合表述的方式将其它阶级纳入它的文化体系之内。威廉斯的描述更多局限于英国本土的阶级与文学。威廉斯的局限就在于此。威廉斯虽然发现了情感结构普遍存在，也发现了它对维系共同体的重要性，却没有发现这种结构不只是阶级的，还是帝国的。，。因此，在记录下这些情感结构的帝国文学中，不仅有关于阶级的语义形象，还充斥着关于海外领地的语义指涉。这样的文化结构就不仅仅是“情感”所能涵盖的，而是带有鲜明帝国的统治策略与态度。

威廉斯虽然比艾略特走的更远、更进步，对社会的发现也更为敏锐，但在萨义德看来威廉斯依然忽视了深藏在文化结构中的帝国意识，这种忽视和帝国意识形成了某种同构共振关系。尽管我们很难直接说威廉斯就是帝国行为的支持者，但这忽视本身就是潜藏于文化产品之中的社会意识。这样的文化意识认为文学中关于海外领地的指涉是可以忽视的，或者这些内容相较于国内阶级问题而言是无足轻重的，这让帝国的文化从业者无意间成了帝国意识共同构造者。

因此，无论是传统还是情感结构，都已经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在18世纪之后慢慢渗入文学作品的帝国海外指涉和殖民态度了。这样的指涉与态度渐渐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之后，也就需要新的路径来重新阐释了。

四、态度与指涉结构的世俗意图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使用“态度与指涉结构”替代艾略特的“传统”和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正是试图在西方文化中揭示和拆解其中帝国文化策略。因此，萨义德虽然偶尔也交替使用“情感结构”和“态度与指涉结构”这两个术语，但在使用的具体语境和方式上还是有着精微而且重要的差别。当强调它作为客观体验在帝国内部被共同经验的时候，情感结构和态度与指涉结构差别不大；但在分析帝国与海外领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强调这一结构具有的帝国倾向时，态度与指涉结构则是更为精确的表述。态度与指涉结构不只是文化文本中暗含的情感指涉，它还包含了文化结构中自带的选择、倾向、偏见，包含了强化帝国事业的意图和实际效果。

萨义德通过对文学和社会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结构是伴随西方社会的帝国化在西方文学中逐渐生成和传承下来的。萨义德认定这是世俗社会的必然结果。这也是萨义德的一个基本信念：世俗世界是属人的世界，世俗历史也是属于人的历史，社会历史都是人可以理解和认识的。人是社会化的人，它的文化也是人为建构起来了的，必然带着人的社会倾向的影响。这是世俗社会的特点之一。正是对主体根植于现实经历形成的态度、选择、倾向和偏好的关注，促使萨义德投身于文化与世俗社会的关联研究。萨义德认为，，让我们既不能全面理解文学，。这不是世俗的态度，而是一种自我神化和纯化的方式。用态度与指涉结构将文化与社会境况辩证地交融在一起，暗合了萨义德一以贯之的世俗诉求。

萨义德力求将文学批评世俗化，首先是立足于对文学书写自身的社会复杂性的认知。萨义德研究康拉德时，就从其书信入手，关注康拉德在书信中表露出来的种种对文学书写、、对海外领地的态度与判断。这是萨义德分析和理解康拉德作品的世俗入口，对康拉德做整体的世俗性研究。

另外，这样的世俗追求也是源自萨义德自身的经历。萨义德在回忆录《格格不入》中呈现了他早期求学生涯的某些遭际。这些遭际也促使了萨义德文学批评的世俗追求。作为从巴勒斯坦来的阿拉伯人，萨义德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明显感觉到了美国课堂上充斥的形式主义风气，以及这种风气与他实际生活体验的格格不入。他感受到了那种貌似科学客观地的形式主义中暗含某种傲慢与偏见。这种保守的傲慢在萨义德初入美国就深切感受到了。

萨义德自传《格格不入》

威廉·斯帕诺思也在回忆文章中认为他和萨义德一起见证了寄宿高中赫尔门山具有的“强烈排外倾向，总让人觉得被排斥，十分痛苦”。[15]当时的斯帕诺思是才入行的高中教师，和刚到美国的萨义德并没有太多交集，但他们都感觉这个宗教气息浓郁的——每周四次礼拜仪式——保守学校的排外和了无生机。因此，当斯帕诺思在2001年回忆与萨义德后来的交往时，他认为萨义德在此刻就感受了一种世俗的必要。因此，“世俗”才成了《开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和《东方学》的研究出发点。[16]这是源自萨义德对帝国傲慢的亲身体验。萨义德在不断拓展的研究范围中发现这种帝国意识源自更深广文化结构。它是社会整体的生活方式，也是社会的集体意识。只要主体在社会中书写、行动，态度就暗含于其中，这是世俗社会的必然。

在《开端》中，萨义德将之视为哲学信念：指定一个开端，通常也包含了指定一个随之而来的意图……这样，开端就是意义的意图性生产的第一步。[17]这就意味着在世俗社会设计一个开端，就是对整个社会历史的一次人文设计。萨义德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也常常返回并查看一种文学结构发生的开端，将之视为通往世俗的一个重要路径。

这种内嵌帝国意识的态度与指涉结构，就发生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欧洲与以外的世界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横向的相邻性联系之时。原有的代际相传的理论，已经不再适用，必须创造新的理论以适应新的相邻关系。新理论的内在意图就是将海外世界纳入到欧洲体系之内，也即将复杂多样世界纳入一种实际上是特殊的思想体系之内。举例言之，就是让法国对本不属于它的阿尔及利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让这种责任看上去就跟天然的一样。如果认为这个世界还是代际相传承的——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更精炼的术语说，仍是嫡属的，那么阿尔及利亚就不能够是法国的，印度同样也不能是大英帝国的。只有这个世界是彼此相邻，相互关联——也就是说，是隶属的，帝国的统治才是可行的，合理的。这就是现代以来的文学中暗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一种意欲统治遥远的海外领地的态度。足不出户的奥斯汀，也毫不怀疑地认为安提瓜是我们的。通过各类文本的书写与传播，这种意图就强化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普遍存在，而不是某个人、某个阶层或某个国家的意愿。现代文本中无处不在的这类描述现实的语义形象，就形成了对世俗隶属关系的一种指涉。这种指涉在现代欧美文学中的普遍存在和花样翻新的代际相传，就构成了文化中的态度与指涉结构。这也是萨义德使用这一术语的世俗意图。

五、结语

、文学、生活的书写展现在了萨义德面前时，他发现这不只是个人经历导致的判断和认识态度，而是一个无处不在、根深蒂固的文化结构。虽不是这种态度与指涉结构造就了帝国的侵略史和殖民史，但它的确与帝国相伴而生，因而这种结构也是世俗性。即使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已经解体，。它试图以此统合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制造出认同。

萨义德揭示出这个结构，是为了冲破这一文化结构造就的文化、、经济以及统治上那些被纯化的帝国神话，让文学书写回到尘世，展现它世俗的一面，它与社会生活不可分割。这是披荆斩棘通往文化真正解放的必要手段。文学纯化与帝国圣化是相伴相生的，揭示出文学的这一面，不是说文学就没有了艺术上的“美”，而是让文学之美具有更加多元的面貌。遮蔽作品中的态度与指涉结构，只能使作品的某些阐释维度被掩盖起来，从而使之失去一个价值维度。

萨义德将态度、意图、指涉凝结成“态度与指涉结构”，开掘出文学书写、、地理空间在进入现代以来交织状态。这是萨义德将帝国神话与世俗阐释联系在一起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其丰富的内涵远不是加缪或奥斯汀或其他什么人具有帝国意识就可以完结的。要觉察这样的结构需要对文本自身、文本与文本间的互文、文本与作家生涯、文本与世界之间关系，进行耐心的观察和细致的梳理。这是世俗批评的内在要求。

萨义德对文作品和文化事件中潜藏的态度与指涉结构的关注，尽管由于他自身双重身份的困扰，有着对帝国问题的特别关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关切只有在分析帝国行为时才有其意义。事实上，这一关切的两个源泉——艾略特的传统和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也都告诉我们，它不只是一个帝国问题，还是一个更深广的文化问题。尽管萨义德认为他们忽略，甚至遮蔽了帝国意识，但这也说明了“态度与指涉结构”有着更加广阔的适用范围。它也可以蕴含着其它所指。这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亦是如此。中国文学从进入近现代以来一直到当下，一直在帝国与传统的夹缝之中创生和成长。这样历史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也必然有着自己特别的文化结构。它们也在社会共振中传导给个人的文学创作实践。作家也会在自己的语言形式和写作内容中以自己的语义形象传导出这样的结构。它是整个文化和社会境况或和谐或非调性地共振的结果，呈现出民族的文化意识和社会认知。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批评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去发掘。这种发掘既要回到引发我们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那些开端性时刻，也提醒我们时刻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所传达出来的那些内嵌于其中的态度与指涉结构。它甚至要求我们的作家去发现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否也在有意无意中进入了作家的写作之中。我们的文学批评对这种结构和它的具体呈现——尤其是某些潜在的冲突性结构，它们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和焦灼及其暗藏在指涉中的态度与倾向——关切得显然还不足够。因此，我们文化自身的特殊历史语境，及其带来的对世界、对社会的特殊理解所构成的态度与指涉结构，虽然与萨义德所发掘的帝国态度与指涉结构有所不同，但它的特殊之处依然有着太多可以继续开掘的地方。

 （本文刊于《文化与诗学》2017年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参考文献：

[1] Edward W. Said : 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5.

[2] Edward W. Said,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5. p. 10.

[3]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3.

[4]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3页。译文有改动。

[5]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4.

[6] Ibid., p. 4.

[7]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4.

[8]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184.

[9] 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II》，杨荣甲、王殿忠、李玉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83页。

[10]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57页。

[11] 同上，第57页。

[12] 参见雷蒙德·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语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2-143页。

[13]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57.黑体为原文所加。

[14]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xvii.

[15] 威廉·斯帕诺思，《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门山》，王丽亚 译，文见《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8页。原文发表于2001年的《疆界2》（boundary 2, Fall 2001, 28(3): 157-189）

[16] 威廉·斯帕诺思，《爱德··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门山》，王丽亚译，见《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7] Edward W. Said,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5. p. 5.

作者简介：

徐晓军，江苏如东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文化研究。讲授《文学概论》、《西方文论导读》等课程。，在《重庆社会科学》、《甘肃理论学刊》、《博览群书》等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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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耿弘明